臺南市政府文化局
〈吃豬皮的日子〉
我很早就知道府城有個馬兵營街，原本是連雅堂故居所在的地方。日據時代連雅堂的故居早已蕩然無存，變成富麗堂皇很有殖民地衙門風格的地方法院了。地方法院此類打官司的地方，跟我家完全是扯不上關係的。我們從來不跟人打官司，所以除非路過，否則我很少走到這附近來。可是命運的安排，我有一段時期幾乎生活在這馬兵營街。
入夜以後的馬兵營街一片漆黑。但是離這兒不遠的下大道良皇宮前卻是燈火燦爛、人生嘈雜的夜市。這兒有各式各樣的小吃攤，位在西門町尾，離新町（妓女街）不遠，所以生意特別興隆。
每天晚上我從馬兵營街拖著疲憊的步伐來到下大道，就常看到一輪明月或弦月掛在西邊的夜空上。那時候快接近午夜，大多數的攤子都打烊了。但是我一點也不著急，我知道葛根伯的攤子一定還沒收。葛根伯所賣的東西跟別人有別。一隻大鐵鍋裡煮著豬皮、蘿蔔、油豆腐之類的東西。說起來跟日本的某種火鍋相似。但是材料不同，日本人煮的是蒟蒻、豆腐、芋頭、魚糕此類較高貴的東西。而葛根伯搜羅得來的盡是些人家看不起的卑賤食物。一大碗才賣兩塊錢。而且再添湯是免費的。如果我口袋裡有五塊錢的話，我可以買一杯紅標米酒或太白酒，以及一大碗豬皮湯來下酒，盡可喝得微醺了。但是適可而止是多困難的事，所以我往往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家。那時候，攤子上點著的是電石燈，所以喝到第二杯的時候，我已經醉眼矇矓起來。看不清葛根伯的的臉了。葛根伯本來是在新町〈妓女街〉幹活兒的藝人，聽說是替賣藝不賣身的藝旦清唱平劇時拉胡弓的，年老了以後，才來這兒擺攤子；其實這和新町的盛衰有關，以前那優雅的時候過去了，再沒有人有雅興去新町找藝旦聽清唱平劇，自然拉胡弓的也失了業，因此，這老頭也保持了一貫的古風，客人欠賬，向來不催。但也有缺點，從不勸止人家少喝一點。可是他也不見得是慷慨的，大碗裡的豬皮啃光了，他絕不添，只給你添湯。所以除非你聲明再付兩塊錢，否則那煮得並不爛的豬皮就再也吃不到了。我絕對不欠他的錢，可是常囊空如洗，往往只好已湯佐酒了。
這是民國四十幾年的事情。我當時孓然一身，在馬兵營街附近的自來水機構當臨時工友。每天的工作包括燒消毒實驗器材的蒸汽鍋、掃地倒垃圾、燒開水倒茶、抹桌子、跑郵局，以及諸如此類數不清的雜活兒。
晚上我執夜到十二點左右，這才離開辦公室回到家裡去，那時候滿腔悲苦無處可發洩，只好喝酒解愁了。
人落魄到這個地步也只好任人踐踏。在那荒蕪的五○年代裡，人能夠僥倖保存一條老命，從那惡魔島回來，也等於是獲得上地的垂憐，又有什麼不滿可言？糟糕的是我跟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小知識份子一樣，身無一技之長，真是個「無用的人」。我之所以淪落到變成一個臨時工友也是理所當然，否則三餐也無以為繼了。別以為我懷抱著某種托爾斯泰主義，以勞動換取麵包為榮才好。
我從來沒有聽說過葛根伯也有老婆孩子，所以有一天晚上，照例坐在那汙垢積得黑亮的木凳時，抬頭一看，看見天邊蒼白的眉形月和一個勤快地洗碗的年輕姑娘而傻了眼。我那天晚上興緻很不錯，剛領了幾十塊值夜費，打算喝個痛快。但是一個姑娘在場，這就不好喝得醜態百出了。
那年輕姑娘抬起頭來，用滿臉詫異的表情凝視了我一會兒，又很快的別過頭去，好像要咬耳根似的，把嘴湊近老頭的耳朵邊去，細聲講了幾句話。那老頭邊聽著，邊「呵！」「呵！」的發出幾聲讚嘆聲。電石燈搖晃微弱的光，把這光景朦朧地照出來。
「要不要喝酒？」葛根伯說。
「這還用說嗎？」我不高興的回答。
葛根伯一點也不生氣。拿了一個大茶杯滿滿的倒了米酒，大茶杯可是要四塊錢的，我只要先來小茶杯就行，但是我倒不去說他，反正，我口袋裡的錢還應付得了，那一大碗豬皮湯和往常不同，似乎豬皮多，蘿蔔少、而且香菜、香油也放得特別多，非常香。我埋頭吃、喝，竟忘了老頭和年輕姑娘。人窮志短，可能吃相也很難看的吧，奇怪的是，我吃完了一碗豬皮湯，年輕的姑娘又給我添了一碗；不只是湯，同樣有許多豬皮和油豆腐，茶杯的酒喝乾了，不待我吩咐，那年輕姑娘自作主張倒得滿滿的，那葛根伯忙著照顧別的客人，留那姑娘特地服侍我，不說一句話，臉上倒浮現著嘉許伊行為似的微笑。我把一切看在眼裡，驀地萌生一絲邪惡之念：我以為他們倆串通好了，來賺取我口袋裡的幾十塊錢了，這也無妨，還不至於弄得我一窮二白吧？
等到我覺得夜涼如水的時候，我這才發覺我已經喝得酩酊大醉，周圍已沒有客人了。
「多少錢？」我說。
「四塊錢。」葛根伯平靜的說。
「四塊錢？你沒有算錯？」我在心裡盤算起來。酒大概喝了三大杯，是十二塊。豬皮湯吃了兩大碗，是四塊，共十六塊錢才對。我把十六塊放在那油潰斑斑的木桌上。
「我說四塊錢，就是四塊錢，錯不了。」那葛根伯忽然生氣起來，從一堆錢裡只拿了四塊硬幣，其餘硬塞回到我口袋裏去。
「秋霞，妳送他回去，他醉了，連錢也算不清。」葛根伯說。
「不用，我自個兒會走回去，她是？」
「哦，她是我女兒。」葛根伯說
我再三推辭，但這老頭硬是不接受，一定要他女兒送我回去，我知道他的牛脾氣，只好隨他去。而這姑娘頂多十六、七歲，還稚幼得不知跟她說什麼才好。
我們倆就這樣，一起走下午夜的西門町，拖著長長的孤單的影子，走了約莫一刻鐘，那姑娘忽然開口說話了。
「老師，您家還在嶺後街那一條巷子盡頭嗎？」
「老師？妳是？」我驚出一身冷汗來，酒也醒了一半。
「您難道忘了？我是葛秋霞，六年孝班您班上的，那年學校開學不久，您就沒來上課了。我是班長，所以跟林校長到處打聽，才知道您在看守所坐牢，您不是收到毛巾、香皂、牙刷之類的東西嗎？那是班上同學出錢買來送老師的。」
秋霞用黯然的聲音說起前塵往事來，這觸到了我心裡的傷痕，我呻吟起來，如果她不在，我一定放聲大哭無疑。
「我想起來了，我的確收到了你們所捐的東西。」我心裡喃喃的說，這些東西一直在我身邊，用壞了我也沒丟棄，一直到出獄還帶回來的呀，可是我並沒有說出來。
「老師，我爹說，您酒喝得太兇，而且現在的工作也不合您的身分，這樣下去不是辦法，應該另謀途徑才是。」秋霞悄悄地說，但那語意卻是毅然而堅決的。
「另謀途徑？」我有如被空氣槍打中的鴿子楞在那兒發呆了一陣子。
「是阿，人應該賺合乎自己身分的錢，譬如我爹，本是下賤的藝人，是個江湖客，賣豬皮湯謀生；他的錢賺得心安理得，我哪，是窮苦人家的女孩兒，幫傭賺錢也不辱沒了我，但是老師，您不同，您應該往上爬，您不應該如此墮落下去，我爹說，老師您太沒出息了。」
我淚眼模糊地望著那下弦月，久久說不出一句話，然後跟秋霞分手，決然往前走下去，第二天開始，我不再去上臨時工友的班了。
